廉政史鉴

主政西南,邓小平如何加强党的组织建设

发布时间:2015-03-25 14:54   阅读:2166   【字体:    【打印】
      新中国成立初期,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面临着党员、干部总量不足的问题,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不愿再艰苦奋斗,骄傲自满,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。针对这些问题,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,带领西南局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。

  大量发展产业工人入党

  解放初期,西南有人口7000万,重要的城市有重庆、成都、昆明等10个,工人总数160万,产业工人20多万。然而,进城之初,西南20多万党员大多数集中在领导机关,分布在军管会和接管委员会,众多的工矿企事业单位没有党支部,甚至有的厂矿、单位没有一个党员。同时,由于当时西南局的主要精力放在乡村,加上城市的工作千头万绪,部分领导认识上存在片面性,忽略了革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急需的骨干、党员数量远远不够的情况,出现了慎重有余、发展不足的关门主义倾向。

  邓小平非常赞同西南局组织部提出的“发展党的组织,重点主要在城市,首先是发展工人阶级中的党员”的观点。他还在全区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,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,在党内增强无产阶级成分的比重,批评了那种不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思想,批评了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。

  邓小平的批评和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以后,西南各城市的党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建党的步伐。到1950年底,重庆市发展了新党员1635人,大多数是产业工人。全西南的产业工人中,截至1950年8月,新发展了3076人入党。在以后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,工人中的党组织在全西南得以健全和巩固。

  搞好与地下党的会师,正确使用地下党的力量

  西南原有地下党员5.6万人,其中一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若干挫折中成长起来的,是建设西南的重要力量。搞好与西南地下党的会师,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意义重大。

  在这5.6万名党员中,大部分是1948年至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,还有一部分是在临近解放时大量发展的。据川东万县、铜梁,川西彰明,贵州大定和云南丽江几地统计材料看,1948年到1949年入党的一般占80%,这大批新党员中又以农民为最多,占80%左右。由于当时环境限制,骨干缺乏,教育较少,一般党员的觉悟都不甚高;在大量发展中,有些地方组织不严,手续紊乱,缺乏严格审查,致使一些投机分子、反革命分子和自首叛变分子混入党内,甚至个别党的支部被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篡夺与控制,造成了党内组织不纯的现象。

  针对上述情况,西南局组织部于1950年6月发出《关于加强党的教育整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》,对原西南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整顿。邓小平指出:“如果我们不在现在数目较少,易于整理的时期把组织整顿一下,我们很容易重复老区建党的那些错误。我们觉得:一个胜利的党,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。我们有一批党员的标准确实太低。对于个别品质恶劣的人,对于若干完全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,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,谨慎地个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。其数目也是不会很大的。”

 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西南局组织部的安排,云、贵、川、康、渝的党委组织部从1950年下半年起到1951年底,对新党员占绝大多数的原西南地下党从思想上、政治上、组织上进行了整顿。整顿工作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,先组织他们学党章和党的政策,把不够党员条件的人提高到党员的水平。其次是有计划地办党员训练班,送他们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其各省(市)区分校、党校学习。再次是在清匪反霸、减租退押、抗美援朝、镇压反革命、土地改革运动中,把党员放在群众运动中去锻炼。整顿之后,严格地过党的组织生活。对于政治上太落后、品质恶劣、经教育仍旧不改的人,坚决根据中央指示原则加以清洗,对于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,立即开除出党。

  经过整顿工作,绝大部分原西南地下党员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分子焕发了青春,他们与进军大西南的党组织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会师,并利用他们熟悉地方情况的优势,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投身到建设新西南的火热斗争中。

  坚持“德”、“才”兼备原则,大力选拔年轻干部

  进入西南以后,干部缺乏是一个大问题。当时,老区和本地干部不足6万,加上西南服务团1.7万余名学生干部,撒在西南2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任务繁重与干部奇缺形成了反差,一时间,出现了区县、厂矿、学校向市、省要干部,市、省向西南局要干部的现象。

  针对这一问题,邓小平强调指出:“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,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。”现在我们提出干部的标准,是“德才兼备”,适当照顾“资”(资历)的,“德”就是政治上的品德,“才”就是做革命工作的才能,这种品德和才能,都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。一个区级干部搞一个厂比地级干部搞得好,我们就要这个区级干部;一个青年团员比一个10年党龄的党员收税收得好,我们就要这个青年团员。不冲破这一点就不能前进。

  邓小平关于干部“德”“才”兼备标准的讲话和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思想,加速了西南地区干部培养的进程。西南地区各省、市、区借鉴老解放区“干部来自群众,领导来自基层”的经验,采取了四条措施,一是向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输送学员;二是面向城乡基层单位从参加接管和工厂、码头民主改革以及农村减租退押、清匪反霸斗争中涌现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干部;三是举办各种训练班,从大学、中学青年学生中吸收大量的干部;四是对留用人员实行教育改造使用的方针,量才录用。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,西南地区的干部队伍迅速扩大,到1950年底就有干部20万人,到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已发展到80万人的规模。(艾新全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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